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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这样作息不规律，工作量大，我担心自己会突然倒下，但是我不能。我家庭的责任都没有尽到，我自己的医疗责任也没有尽到。
我现在是主任医师，我们差不多要用25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培养出来一个。我现在44岁，如果我倒下了，那就是浪费国家资源。”
——河南省人民医院脑血管二病区主任朱良付
这段时间，一部名为《中国医生》的纪录片不动声色地火了起来，播出仅20天，豆瓣评分就高达9.3分。
豆瓣上有一个“高赞”的评论，道出了无数观众的心声：“我们对于医生这个职业的尊重，并非在于医生是没有道德缺陷的天使，而在于他们代表了人类可以用知识和科学去对抗自身的无常与脆弱的希望之光。”
摄制组用长达一年的时间，跟拍了中国6家大型的公立三甲医院里20多位医护人员的生存现状，不摆拍、不渲染，做到了百分百的真实记录。
相比之前很多同样展现医护题材的纪录片而言，它也没有那么多血淋淋的生离死别，只是克制又平静地记录了医院里每天都在发生的寻常而温情瞬间。
医生的天职，无非是治病救人，他们的工作繁琐，极具专业性，需要通过长期的系统学习、研究、考核，才有穿上这身白大褂的资格。
同时，医生的工作也极其单一枯燥，甚至危险重重，他们的一天是一个接一个的病人，也是一场手术又一场的手术。
于平淡细微处见不凡，是这部貌似平静的纪录片的独特内核。
这些褪去了天使光环的医生，更像与你我无异的普通人，也正是如此，才越发觉得他们的可敬可佩可爱。
在被拍摄到的医生中，有三位目前正在武汉的一线战斗：浙江省人民医院的何强副院长、四川华西医院ICU的尹万红医生、西交大第一附属医院的施秉银院长。
很多人忽然意识到，医生们在疫情一线的奔波忙碌，才有了大家的健康平安。
网友纷纷留言：
“很幸运，中国总被一些勇敢的普通人保护着。”
“中国医生给我带来感动之余更多是敬畏，医护群体在这个寒冬里给我们带来爱与温暖，让我有了在生命里逆流而上的勇气。”
“因为家里有患心脏病却错过最佳手术时间的老人，看到他们抢救的一个个真实瞬间，有点想哭，心疼当时在场的父母替我默默扛下了这一切……”
“这个特殊的春节已经看到无数伟大的冲在疫情一线的医生，这部纪录片又让我对这个职业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在这样的特殊时期，《中国医生》来得正好。”
“中国医生：苦不怕累不怕，就怕被忘记我们也是普通人。”
“看一集就哭了，中国医生太难了……”
……
《中国医生》的总导演张建珍说：“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之下，他们真的是在徒手抢救，我更希望在疫情结束之后，所有医生都可以被善待。”
01、 很幸运， 中国总被一些勇敢的普通人保护着
《中国医生》，是国内第一部以医护群体作为主角的大型医疗题材纪录片。据统计，中国医院每天会有2000万人就医，但医生却只有400万左右。
张建珍导演说：“中国医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生能承受这样的压力。”
摄制组将镜头对准了中国6家大型的公立三甲医院，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纪实拍摄。每家医院见过的医生基本在30位左右，每位都要从头到尾地采访一遍，最终选出3到5位进行拍摄。
最终拍摄了20多位，有世界顶级的医学专家、有仅28岁的年轻住院医生，还有普通的护士……绝大多数是三、四十岁的医生，因为他们是中坚力量。
孙自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内科主任，截止到2019年，她带领团队一共完成了1200例脐带血移植
孙自敏，是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生，她建立了全球最大的脐带血移植中心，单中心脐带血移植数量目前全球领先。
在1990年之前，整整15年孙自敏没有救活一个白血病患者，她觉得医生没办法干下去了，因为支撑一个医生最重要的是成就感。就连她的大学同窗同学，也死在了她的科室。最终，她却凭借惊人的信念和毅力，攻克了白血病。
邱勇，南京鼓楼医院骨科主任，同时开设5个诊室，巡逻式地看病，在国内绝无仅有
邱勇，在法国学习、工作了8年后，毅然放弃法方提供的高薪职位，回到了南京鼓楼医院。“作为中国的医生，我更想为中国的病人看病”。
为了能给更多的患者问诊，他在医院同时开设了5个诊室，巡视式地看病。最夸张的一次，是他在一个400人的礼堂里问诊，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很多病人光挂号就排了2个月，最终发现医生只给看了30秒。张导说：“像邱勇这样的医生，其实是依靠卓越的专业性，非常高效地对病人做出诊断。”
王东进，南京鼓楼医院心胸外科主任，号称“心脏上的拆弹专家”，每天无数次往返于四楼和七楼之间
王东进，也是南京鼓楼医院的医生，他所做的主动脉夹层手术，是危险系数极高的一种手术。如果抢救不及时，主动脉夹层的致死率高达50%以上。
因为常年进行手术，他的身体并不好。王东进很担心：“心脏外科的医生必须得身体好，身体不好，站台站不住是会被淘汰的。”
目前，正在武汉疫情一线的尹万红医生
仍在武汉疫情一线的施秉银院长
另外，纪录片拍摄到的医生中，浙江省人民医院的何强副院长、四川华西医院ICU的尹万红医生、西交大第一附属医院的施秉银院长，此刻全部在武汉疫情的一线“战斗”，施院长是国家卫建委组织的第三批奔赴一线的专家之一。
有网友给《中国医生》留言：很幸运，中国总被一些勇敢的普通人保护着。
02、我们在反抗996，医生却一直是007
“我要把你撕成碎片！”
什么仇什么怨能让一个人说出这种气话？有点讽刺的是，这是一个病人家属对医生说的。
朱良付，是河南省人民医院，国家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医师。
行医多年，他的病房里总有一些病人的家属时不时的要“威胁”他。有一次，一个老太太怒不可遏的冲进办公室对着朱良付喊：我想把你撕成碎片！
因为她觉得朱良付“害”死了自家老爷子。
老太太生气归生气，但该看病的时候还找他。
前一秒还要把朱医生撕成碎片下一秒就又挤到他办公室让他瞧病：“我近来血压高了，你再给我看看。”
提起那次医闹，镜头前的朱良付医生眉头紧皱，一脸无辜，眼神里充满疑惑和不解，但他对此也很无奈：
“他们也知道你是个好大夫，但这并不耽误他们投诉你，照样告状。”
作为主任医师，他所在科室每天要面对的是死亡率最高、死亡速度最快的疾病——脑卒中，俗称中风。
得病6个小时内，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救治，情况就会非常糟糕，所以朱良付每天要做的就是和死神赛跑。
每一次都是全力以赴，并不意味着每一次他都能跑过死神，正因如此，才会时不时收到来自病患家属的“死亡威胁”。
为了减少医闹，朱医生不得不拿起手机录音，手术前，他会详细的把病情、手术风险交代给家属，确保得到他们的理解，他才能安心手术。
是无奈，也是不得已。
干医生这行，除了要承担手术潜在风险可能带来的投诉，他们的工作强度，也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我们去医院时，经常听到医生说，“一定要按时吃饭，早点休息，这样身体才好得快。”
这句话医生嘱咐的最多，可是他们自己却做不到。
排着长队的病人，动辄七八个小时的手术，还有各种突发的急诊，让“规律的三餐和作息”成为了很多医生遥不可及的梦想。
996对他们来说确实是福报，因为他们的日常就是007。
每天骑着小电瓶上下班的朱良付医生
为了节省时间尽可能的多救一个病人，朱医生领头组建了卒中急救绿色通道。24小时全天候，刀出鞘，弓上弦，链条上的相关医生住院值班。
朱良付是这个绿色通道小组组长，所以只要有病人，不管凌晨几点，他都要亲自到场。一年365天，天天如此。不敢偷懒，从未懈怠，回家急匆匆扒拉两口饭，一个电话打来穿上衣服就跑。
不能按时吃饭，没时间休息，但跑出家门的疾驰身影愣是连摄像老师都追不上，也许这就是我们无法理解但却是他们始终遵循的，医生的本能。
朱医生曾有一个纪录：从早上做到凌晨 12 点，还有 16 台造影手术等着他……最终，他第二天凌晨 5 点才下手术台。
作为医生的家属，朱良付的太太早已习惯了他在家中的角色。“大多时候，必须把这个人理解为他是不属于这个家的。如果没有这个境界，最好不要嫁给医生。”不仅是朱良付，在《中国医生》里，每一个出镜的医生，几乎全都是连轴转，没有休息时间。
王东进，南京鼓楼医院心胸外科主任医师，被称为心脏上的拆弹专家。作为医院心胸外科技术最好的医生，他的手术成功率高达99%。“只要在六小时内从江苏各地赶到鼓楼医院的心脏病病人，他都有把握抢救成功。”做心脏外科的医生不但要医生精湛，身体还要够硬，不然连手术台都站不住就被淘汰了。而正是长时间的手术，日积月累的劳顿也在不知不觉的拖垮王东进的身体。对他而言，每天十几个小时的手术，是常态。每次手术完，他都是扶着腰出来的。每天唯一的放松是下了手术台在医疗储藏室的按摩椅上休整片刻，这是他特意申请的，尽管如此，他已经十分满足了。“我还算挺幸福的，因为大多数外科医生没有这个待遇”。医人者往往不能自医，行医多年也让王东进落下一身毛病，颈椎不行，腰不行，腿上是静脉曲张，王医生调侃自己快成半个残疾人了。因为患有严重颈椎病，有时候颈椎疼得受不了，上手术台都得戴着颈托。长时间的站立，小腿静脉曲张严重，他要每天穿弹力袜。王东进的一年是实打实的365天无休，不到50岁的年纪，头发已经白了一半。工作日，他在手术台、住院部、门诊部三点一线。周末，他要参加、学术会议、下乡讲座和义诊。有调查显示，医务人员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 63.3 小时，每天工作 13 个小时，每月值 7 个夜班，超过法定工作时间的 33.5%。连朱医生自己都说，“天天就这样作息不规律，工作量大，我就担心自己会突然死掉。”
但他不能死。朱良付说：“因为我的医疗责任还没有尽到，国家培养一个主任医师要花25年时间，我今年44岁，如果我死了，就是浪费资源。”
比起怕自己死，他们更怕救不了更多的人，因为他们知道，作为一名医生，手里不仅担负着患者一条生命，更牵扯着一整个家庭。“有的时候你还没遇到医术的瓶颈，就遇到了人心的瓶颈。”说这句话的，是南京鼓楼医院烧伤科的年轻医生，徐晔。中山大学医学院博士毕业的他一直努力对病人做到感同身受。“最难的事情就是将心比心吧，你说病人，他的痛苦。你可能感觉到他的痛苦，再乘以100，可能是他现在的痛苦。”给病人换药的两个多小时，他像是哄小孩一样，温柔细语，眼带笑意。徐晔今年28岁，刚刚博士毕业，也是纪录片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医生。他所工作的烧伤科，是一个非常“惨烈”的科室。拍摄中，一对老夫妻因煤气爆燃而导致全身烧伤，男患者老刘烧伤程度高达95%，因为家境困难，老刘的妻子因为病情稍轻，被送回乡镇的医院，而他也从ICU送到了烧伤科。每天，老刘都要经受一次长达2小时的“酷刑”——换药，陪床医生徐晔要把他的伤口打开，上药，再包合。
整个过程无比痛苦，接近“不可忍受”。有句话叫“往伤口上撒盐”，老刘的情况就是往全身撒盐。
他受伤最严重的地方是双手，所以四天后的植皮手术至关重要。
但每天的换药就要大几千块钱，手部植皮手术要两三万，因为烧伤面积过大，植皮手术要重复多次。整个治疗过程算下来，大概要花费100多万。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徐医生和家属做了三次比较正式的交流，每次交流的难点都是一个字——钱。
徐医生希望至少能让病人做完手部的植皮手术，这对病人之后的生活，有非常大的帮助。而且创面如果不关闭，后期也非常容易感染。他为此还从医院的基金会申请了2万的救助金。
儿子考虑的则是，做完手术不可能马上走，后期还是一个经费问题。现在已经花了20万，手术后还要20万，而且老人还没有医保。
本来之前他刚买了房子，还办了个小厂，投了点钱进去，但现在卖就亏太多了。“现在能借的都借了，还在网络上筹集了几万资金”。
几十万的医药费对这个普通家庭来说，确实是很大的负担。
这个决定对于三方来说都是痛苦的，但这种痛苦，在当下是注定要承受的。
得知病人强行出院的消息后，徐医生说：“我肯定希望他活下来，但是什么叫好，你把他治愈、出院，但他浑身是瘢痕，他的生命质量下降，他的家庭也会因此受到拖累，这是不是真的好，很难说。”
一个月前，就在同一个病房里，徐医生的另一位重度烧伤患者，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家属放弃了治疗，最终病人去世。
老刘走后，徐医生拍着病房里那张烧伤病人专用的翻身床，感慨良多。
即使见惯了生离死别和人心冷暖，徐晔依然选择拼尽全力不留遗憾那条路。他说：“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修行，何况是医生呢？”这部纪录片一共有九集。拍摄到了肿瘤科、妇产科、血液科、麻醉科、ICU……几乎涵盖了医院的大部分科室。而急诊科，是所有拍摄中难度最高的。说服病人及家属接受拍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九集纪录片，沟通的病人不下上百位。而到公立三甲医院看的一般都是重病。病患及家属本来就低落，还要接受媒体拍摄。张导说：“在医院，被拒绝才是常态。”每到一位家属，王军就会沟通一次病人的救治情况，同时还要照顾到家属的情绪急诊室的特点是突发性，很多病人送来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机。“光是如何把这种情况告诉家属，急诊医生每天会进行许多次的判断和抉择。”97岁老人从两米多高摔落，20多分钟后才被送到王军所在医院的急诊室南京鼓楼医院急诊科的主任医生王军，就碰到过这样的难题。一位97岁的老人从两米高的地方摔落，在急诊科抢救的过程中，心脏骤停了数次。王军觉得抢救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他仍不断地要求医护人员进行胸部按压，直到老人的家属全部到场，自己更是不停地给家属解释病情的变化。即便医生已经知道不可能了，但在目前这种医患关系下，还是要做出最大的努力，家属心里也会得到稍许的安慰。还有一名因为肺癌导致呼吸衰竭的老人被送到了急诊室，几乎无法救治。当时王军建议不要采用创伤性治疗再增加病人痛苦，但家属仍坚持给老人插肺管。王军说：“我没办法替家属做任何选择，但如果换做我，我希望他可以有尊严地活着。”急诊室的拍摄需要蹲守，病人突然来了，只能赶紧跟拍。每次拍完之后，张导都要求现场的拍摄导演询问医生病患的详细情况。“即便拍完整个过程，摄影师也不明白医生究竟做了什么。因为除了医生，所有人都是外行。如果只是拍了一个流程，就毫无意义。”最初设定的拍摄，以危重病例优先，为了显示医生起死回生的高超技艺和治疗手段。但随着拍摄不断深入，张建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凌晨送到南京鼓楼医院急诊科的肠梗阻病人，他已经89岁高龄。肠梗阻这种病症，做手术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但进行身体检查之后，医生发现他还患有心脏病。如果不做手术，就意味着等死，如果做手术，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更糟糕的情况是，即便手术成功，术后患者仍需要在ICU里维持生命，平均一天的基础费用是2万，最后的结果也可能是昏迷不醒或因为并发症去世，人财两空。王军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告诉了家属。但家人商量了5个小时，仍然无法作出选择。张建珍说：“生或死、是与非、进和退，每时每刻都在这里交织。医生显得更加冷酷无情，所以在对医生的满意度调查中，急诊最低，满意度不到50%。”后期拍摄的重点发生了转变，张建珍不再追求危重病例，而是把镜头对准了普通人：“病症本身可能很普通，但落到每一个人头上又都不是小事，而每位医生对待病人的态度，才是最关键的。”最极端的是尿毒症。病人一旦得了尿毒症，每周需要到医院3、4次，每次就医4个小时，跟上班时间差不多。从生病开始，病人似乎就和医院签署了终身的契约。“人到了这种境地，就需要学会和病症和平相处。医生不仅仅是给患者进行身体的治疗，更多的是心理建设，只有心理健康了，病人才算得到了真正的救治。”这是张建珍在拍摄中明白的道理。05、 医生是提供帮助的伙伴，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有调查显示，24.6%的中国医生一周的工作时间会超过80小时。医生也是猝死率最高的职业之一。在医患关系中，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作为患者或家属出现的，所以我们对患者一方更容易感同身受：如果病情严重，每一天都在等待结果的煎熬中度过，结果出来之后又有新的问题要担心。手术时，家属唯一能做的就是盯着通知的屏幕，如果手术超时，心都要提到嗓子眼了。除了病情，医药费对很多普通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这种情感上的焦躁都可以理解，但我们同时也要明白：这些负面情绪，是疾病带来的，而不是医生，医生是百分之两百希望手术成功的。但在那些“医闹”的人眼里，“我给了钱，你就要给我把病治好”。这句话放在商业逻辑里是没有问题的，但看病不是买卖。人体和医学都是非常复杂的，无论你给多少钱，很多疾病都会存在或大或小的治疗风险，再厉害的医生也只能降低风险，不能杜绝风险。哪怕几率再小，只要是发生了，对于病人来说就是100%。关于医患关系，我很喜欢纪录片中，血液科学术主任孙自敏给出的比喻。在给一位十岁的血液病患者进行治疗前，孙医生是这样跟他们沟通的：“我们医护人员和家属、病人三方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目的是一样的，只是分工不同。就像我们打突围战，能不能冲出去，你（患者）是战士，我们是制定方案的人，你爸爸妈妈是准备粮草弹药的人，最后成功肯定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关键的人是你。”在这场针对疾病的战役中，有任何一方撤退，战役都无法取得胜利。张建珍认为，几年前很多媒体在医患事件的报道中是不负责任的：“医学本身是有专业性的，旁人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连基本事实都搞不清楚，一度把医生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使得整个社会缺乏对这一职业的基本信任。”06、我们都可以选择不做医生，但是，谁能选择不生病呢？遗憾的是，医疗界最权威的学术刊物之一《柳叶刀》发表的《10年间中国医学毕业生的培养与损耗趋势：全国性分析》的报告中说到，超过84%的中国医学毕业生最终不会当医生。张导说：“像我高考的那个年代，北京医科大学的分数比北大还要高。”但近些年，医学院招生的数量是逐年下降的。既不能降低招生标准，又不能解决医生的困境，是当下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果医生真的成为“高危行业”，以后还有多少人愿意学医？
近期，因为疫情的发生，朋友圈、微博……随处可见关于一线的报道，大众开始关注医护群体。但疫情结束，一切生活又会归于常态。张建珍说：“《中国医生》在这样的关口播出，也许是一种幸运。但我更希望在疫情结束之后，医生可以被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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